據說,周武王滅商后,商的遺民被周公遷移至商丘,由于失去土地,無以為生,這些人只好靠小買賣維持生計,久而久之,做買賣成為他們專門的職業,因為他們是商朝的遺民,所以被稱為“商人”,而買賣的職業也被稱為“商業”。既不務本,又是亡國遺民,中國商人一出世,出身就不好。 在漫長的中國古代社會,商人地位都不高。從經濟原因上講,商業的本質是交換,自給自足的農耕經濟交換不發達,商業也就不發達;從道德原因上講,商人倒買倒賣,賺取差價,被視為奸詐狡猾;從政治原因上講,商人流動性大、見多識廣,不好管理,往往是政治上不安定因素,而且很早就有奸商呂不韋顛覆政權的故事擺在那里。所以中國古代社會歷來是重農輕商,社會階層的次序叫做士農工商。 湖南是個內陸農業大省,又是保守的義理之鄉,商業更是落后于大多數省份。所以史書里面看不到湖南商人商業的突出記載。關于傳統湘商是否像徽商、晉商、浙商一樣存在,在歷史界、文化界至今仍然存在著爭論。 但是梳理一下歷史脈絡,湖南雖然沒有出現過管仲、范蠡、呂不韋等這樣祖宗式的人物,卻不乏胡雪巖、盛宣懷等那樣的近現代商業精英,因為湖南有著深厚商業文化底蘊,得到時代的陽光雨露,也就呈“井噴”式的爆發。 湘商其所以成為湘商,確實有與歷史上其他商群不同的特點,無論是思想源頭、誕生過程還是經商方式,都有其自身特點。 (一)湘商思想源頭 專家認為,湖湘文化是湘商文化的源頭。湖湘文化中“ 經世實用”“以天下為己任”“敢為人先”的思想是湘商興起的思想源頭。這當中,王船山、魏源的商業思想對湘商興起有著直接的影響,而作為行政大員的陶澍在中國近代“入口處”的商業改革實踐,則奪推動中國傳統經濟向近代經濟轉型的先聲。 王船山認為,“大賈富民”是“國之司命”,農工商業都能生產財富!八谫F傷末,粟賤傷農。乃當其貴,不能使賤,上禁止勿貴,而積粟者閉糴,而愈騰其貴。當其賤,不能使貴,上禁止勿賤,而懷金者不售,則愈益賤”,則表明其主張經濟活動中注重市場的作用,保持價格穩定。 王夫之是中華文明走向現代的開拓者。王船山以孤憤之情,亡國毀家之痛,讓六經別開生面,開辟了中華文明唯物主義的曙光,提出了道隨器變,趨時更化,經世致用,知行合一于行的思想。這些思想和他的崇高氣節,醞釀了一百多年,終于在晚清面臨危亡之際發酵,武裝了三湘四水、洞庭之濱的湖南士大夫群體,陶澍、魏源、曾左彭胡,師夷長技挽救危亡,乃至后來湘人一躍進入晚清政治中樞,奏響了近現代湖南人擔當天下復興中華的交響樂章。從這個角度講,王船山的經世致用、與時俱進、道隨器變的思想催生了湖南士子救國路徑的嬗變,形成了湘商實業救國的熱潮。 陶澍的商業改革。嘉慶二十四年(1819年),走馬出任川東道,力主減官鹽價四之一以敵私鹽之議,于是“居民盡食官鹽,私販遂絕。數郡安堵而商銷亦倍額”;道光五年(1825年),任兩江總督兼江蘇巡撫,以海運較河運省費過半力排眾議,悉心籌劃,將蘇、松、常、鎮、太倉漕米160馀萬石經海上運抵天津,開啟清王朝海運之先河;道光十一年(1831年),任兩江總督兼兩淮鹽政,著手全面革除鹽政弊端:“裁浮費以輕成本”“慎出納以重庫款”“禁糧私船私以清綱銷”“革五霸十杠以清淮北”,在官商勾結的晚清商場掀起一場大地震。 魏源主張國家利用賦稅手段保護工商業的發展,認為“士無富民則國貧,士無中戶則國危,至下戶流亡而國非其國矣”。 我在《湘魂與湘商》一文中指出:“王船山是農耕時代湘湖湘文化總結者,曾國藩是湖湘文化的實踐者,毛澤東是中國走向獨立和解放時代的湖湘文化的繼承人和弘揚者,在改革開放的新時期,湖湘文化需要繼承也需要轉型,市場經濟和全球化時代,湖湘文化如何變革?湘商是新時代思想解放的尖兵,是新思想新文明的代表,用湘魂武裝湘商,由湘商再鑄湘魂,是時代的使命!边@話講的是湘商文化的內涵。 (二)湘商與湘軍 近代以來,湖南不僅有勇擔國家民族責任之湘軍,還有為國家富強奮斗不已的湘商。不少湘軍領袖就曾大力推動中國近代工業的發展。1860年,曾國藩創辦中國近代第一家新式兵工廠——安慶內軍械所。該廠手工仿制開花炮、彈藥及輪船,為湘軍提供了不少武器裝備。廠內“全用漢人,未雇洋匠”,集結了一批國內最頂尖的技術人才,如華蘅芳、徐壽、徐建寅、李善蘭等。1862年,該廠制造出我國第一臺蒸汽機。該廠的創辦,是中國近代軍事工業之發軔。 湘軍另一重要領袖左宗棠也是近代工業發展的推動者。1866年,左宗棠在福建馬尾籌建船廠。他認為:“輪船成則漕政興,軍政舉,商民之困紓,海關之稅旺,一時之費,數世之利也!弊笞谔呐c法國人日意格、德克碑簽訂合同,五年內由他們監造大小輪船16艘,并訓練中國學生和工人。1869年,福州船政局制成的第一艘輪船“萬年青”號下水。至1874年2月,共造輪船15艘。19世紀70年代,左宗棠任陜甘總督期間,大力引進西方技藝,發展西北工業,成為西北近代工業之鼻祖。 湘軍宿將劉坤一也積極支持近代工業的發展。他擔任兩江總督期間,蘇滬地區共興辦了14家機器紡織企業,其中有南通大生、無錫業勤、蘇州蘇綸紗廠等。到20世紀初,蘇滬地區的棉紗錠數占了全國的63.3%。劉坤一不僅重視和提倡發展民族工商業,還大力資助張謇、陸潤庠、黃宗憲、楊宗瀚等民族資本家,為上海、江蘇近代經濟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內陸保守的湘軍集團在洋務運動中成為開拓者和中流砥柱,是因為救亡圖存的政治追求和經世致用的理性選擇,而非單純經濟上商業利潤的動機,湘商群體從誕生起就成為與眾不同的商業群體。應該看到,在湖南近現代史上,無論是保守派、洋務派、立憲派、共和派、革命派對發展湖南經濟、從事商業活動“態度一致”,許多政治、軍事、文化人物也進入工商界。如,身份復雜的楊度,既投資于范旭東的久大精鹽公司,也投資于湖南的華昌煉公司。 湘軍與湘商的淵源,還有三個現象值得探討。一是“由官入商”現象。聶緝椝為代表人物,身為江蘇巡撫的他解職后當起了紗廠老板。其他如龍璋、唐伯球等。二是“由紳入商”現象。在辛亥革命前,保守派人物王先謙、葉德輝等同樣是亦文亦商的。前者曾投資湖南電燈、鐵路業,后者則本身就是染房、錢莊、醬園的老板。三是“革命者經商”現象。辛亥革命后,黃興、龍璋等。 (三)湘商與國家 廖樹蘅是湖南礦業先驅之一,他采用西式采礦技術經營水口山鉛鋅礦,獲利達六百萬銀元之多。梁煥奎是湖南礦業發展的重要人物。1899年他籌集資金接辦益陽板溪銻礦,將其改組為久通公司。1906年,他購買了法國蒸餾煉銻法的專利權,解決了銻礦低品位礦砂的提純問題。1908年,梁煥奎組建華昌公司,員工數萬人。一戰期間,該公司業務盛極一時。當時長沙城南一帶,“機聲喧擾,煙突林立,廠房屋舍,鱗次櫛比,湘江沿岸,火輪電艇。絡繹于途,無非皆華昌所有!睂ξ覈R礦業發展貢獻甚大。 李國欽則利用湖南純銻出口的機會,打破了英國企業對國際銻品市場的壟斷,形成了中國純銻壟斷了世界銻品市場的局面。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后,李國欽創建了華昌貿易公司,將中國的鎢、銻、錫等礦產品及桐油、豬鬃等農副產品輸往美國,同時將美國的機械、化工、鋼鐵等工礦設備和器材輸入中國。至1937年,該公司已成為中美間進出口量最大的貿易公司。李國欽還聘請國外工程技術人員協助國內建設了44家工礦企業,為中國工業近代化作出了重大貢獻。 聶云臺在中國近代紡織領域名聲卓著。他采取了計時、計件結合的工資制度,提高了生產積極性。聶云臺還廢除了“老規”和包工頭制度,廠主直接管理生產,推進了企業管理制度的革新。1919年6月,聶云臺在吳淞籌建大中華紗廠,被稱為“模范紗廠”。1921年9月,他在上海建成華豐紡織廠,號稱“中國設備最完善之紗廠”。1920年8月,聶云臺被選為上?偵虝䲡L,繼而被推舉為全國紗廠聯合會副會長,為中國近代紡織工業之巨擘。 范旭東在中國近代化工領域獨占鰲頭。范旭東認為:一個國家如果沒有制堿工業,便談不上化學工業的發展,為此他創辦了永利堿廠。1926年6月,永利堿廠生產出了合格純堿,成為亞洲第一家堿廠。范旭東有著很強的愛國主義精神,他提出:“永利的股東以享有中國國籍者為限”。面臨日本軍方的威脅時,他斷然回答:“寧舉喪,不受奠儀!彼釅A是化學工業的兩翼,在制造出合格的堿產品之后,范旭東又投身酸廠的建設。1937年2月5日,永利硫酸銨廠生產出第一批硫酸銨,成為“亞洲第一大硫酸銨廠”,揭開了中國化肥工業嶄新的一頁。新中國成立初期,毛澤東在一次接見工商業人士的會上指出:“我們搞社會主義建設,搞化工不能忘記范旭東! 當然,在湖南成功的人物身上,也有著朱昌琳這樣的以經營米谷、淮鹽、茶葉三大項目的商人。朱昌琳將這三大項目做成了晚清湖南商業貿易的支柱,他將治國之方用于商業貿易,在安化、漢口、西安、蘭州等地設置分支機構,負責收購、轉運、加工、銷售,生意龐大。 四、湘商與商群 商群文化的概念是我提出來的,原來我們說“商幫文化”,這個“幫”字不太好聽,也有一些舊的含義在里面,所以我改成了商群文化。商群實際上是根據地域組成的,今天我們講的區域商群文化也是地域文化,地理條件決定商群發展不同狀況。我們要把湘商文化放到地域文化的大環境中來比較、認識。 地域商群文化的特征,一是地域特征,就是同一個地區的,這種地域特征帶來一種鄉情、鄉音、鄉韻,它是商人群體的一個自然紐帶。在政治寬松的條件下,自然紐帶會自發的產生愈來愈重要的作用。二是文化特征,也是一種地域文化,像湘商就是湖湘文化哺育,晉商就是秦晉文化的產物,粵商是嶺南文化的產物,文化成為了區域群體的共同的文化紐帶、思想方法、認知途徑。三是時代特征,商群文化是隨著時代變化的,比如說湘商在不同的時代會有不同的特征。 地域商群文化的意義。一是自我認知的意義。作為一個商人,自身從哪來,有什么特點,這就是自我認知的意義。二是結群互助的意義,商人有了商群這樣一個紐帶可以抱團取暖,可以共同形成一個地域文化共同體,可以互相幫助、互利、維權、學習。三是比較學習的意義,商群和商群之間有人脈交流、信息交流,湖湘文化如果和沿海的一些商群文化相比較,我們也有我們的優勢,但是也有明顯的劣勢,這樣在商群之間比較就具有意義。 湘商群體的特征。湘商是湖湘地區湘籍的和外地來湘做生意的、辦實業的總體的稱謂。湘商群體的特征,一是湘人、湘音、湘鄉的親切感、歸屬感、凝聚力,這是一種具有地域概念的相對獨立性,所以在此長期生活的人會有湖南的特點,比如說湖南人喜歡吃辣椒、非常勤勞,湘商也具有了這種地域的特點。二是重義理、求本源、敢變革、尚務實的文化品質。這是湖南人特有的一種思想觀念,心憂天下、實事求是、勇于探索,自古以來,從屈原開始到周敦頤到王船山,湘人在思想界引領潮流,近代湘人引領了經世思潮、洋務思潮、維新思潮、共和思潮、共產思潮,所以湘人在思想觀念上在中國一直居于引領地位的。在心理特征方面,湘人有比較強的天下精神、創新精神、變革精神。三是近代救國實業家、民生商業家比較多。 《湘商風云人物傳》這部書既有湘商的地域特點也有湘商的時代特點,目前第一卷已經出來了,第二、三、四卷正在寫作中,第一卷是《救國卷》、第二卷是《民生卷》、第三卷是《改革開放卷》、第四卷是《創業創新卷》,《救國卷》里寫了21位湘商,這些湘商是當初國家處于危亡階段的時候,提出了實業救國的口號,走上了實業救國的道路,著名的有長株鐵路的建造者陳文偉、錫礦山的銀菩薩段楚賢、中國民族化學工業之父范旭東、紅色資本家李燭塵、打造世界鉛都的廖樹蘅、洪江首富劉岐山、國貨陳列館創始人劉廷芳、上海紡織王國締造者聶氏父子、亦商亦官心有國家的唐國球、銻業大王梁煥奎、紅頂商人朱昌林!睹裆怼分袑懙南嫔淌窃诿裆袆撛炝似放频纳倘,像九芝堂的勞氏家族、中國羽絨工業創始人丁鵬翥、龍驤公司創始人盛時、開明汽車公司創始人譚常愷、開濟輪船公司創始人龍璋、湖南實業銀行創始人朱奎峰、李文玉金號創始人李文玉等。這里面還有布店、綢店、文房四寶店,有紡織、有飲食,像玉樓東、楊裕興等,他們以便民服務為商業宗旨,形成了一群非常好的民生商業。 我們湘商還有一個群體,這個群體現在還沒歸納出來,他們就是中國最早的官商,中國自古就有官商,但官商第一次大規模的出現成為群體是湘軍的洋務運動,所以洋務運動是一批政治家和軍人為了大清朝的富強、為了師夷長技以制夷而經營商業,像曾國藩創辦安慶內軍械所、左宗棠做了福州的機器制造局、李鴻章做了上海的機器制造局。這批人以自己政治和軍事方面的影響力開展商業活動,在中國大地上開啟了近代化的兆頭。 剛才我講了三個商人群體,還有一個群體是政治家群體,包括戊戌維新期間湖南巡撫陳寶箴等,他們用自己的政治力量推動商業的崛起和發展。 湘商的三大弱點。一是湖南的文化從本質上講是一種農耕文化,與沿海工商業文化相比落后了一個發展階段,晚了半世紀,這半個世紀我們工商業在文化觀念上比較落后,工商業文化比較重視人和自然的關系,它是從自然來掘取財富;農耕文化著重處理人與人的關系,多在處理怎么來獲得權力和鞏固權力,所以農耕文化是一種權力本位的文化,它影響了我們商業文化。今天我們湖南商業文化落后的原因就是我們的權力文化過于深厚、過于強大,我們商業文化在某種意義上仍是權力文化的陪襯。二是我們的文化某種意義上是內陸文化,我們遠隔大海,近代工商業從海上來的時候,我們相對比較封閉,在戊戌維新之前長沙是一座鐵城——鐵門之城,打不破。湖南人非常驕傲、非常自滿,一直到甲午戰爭湘軍在遼東全軍覆沒,再到后來敗給日本人,湖南人才知道自己的落后,才開始正式向西方學習,這種狀況使湖南開放意識不夠。例如我們從理性的角度認識開放,就是我們講的洋務運動,我們廣大人民基本上是農民和市民,帶來了小富即安、寧為雞頭不為鳳尾、貪小利的習性。三是斗爭文化,湖南人斗爭意識比較強,這種斗爭意識實際上不利于商業文化發展,商業文化是和和諧文化、互融文化、按規律出牌的文化,而湖南人的斗爭文化使人想當頭、想上位單干,所以我們一方面要有救國救民的情懷,一方面要更加自覺的向滬商、魯商學習現代商業文化的一些優點。而且我們要創造比較好的投資環境,讓異地商人、商會在湖南發展得更好。 。ㄗ髡哙嵓衙鳜F為湖南商學院文學院院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