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 讀
本文節選自《湖南文化史》緒論部分。
《湖南文化史》七十多萬字，上起原始社會，下迄清代末年和辛亥革命前，按時代與朝代發展順序，設置八大章。本書作者，鉤沉發微、廣征博引，竭力收集運用各類歷史文獻資料；同時大量收集和使用了各種文物考古資料、口碑資科，并為各章節的相關內容，選配近百幅文物和歷代書畫原物圖片，以求圖文并茂。
一篇文章了解湖南文化史
舊石器時代
目前在湖南境內所發現的人類活動最早的遺跡，屬20多萬年前的舊石器時代。這可視為湖南歷史的開端。
湖南的先民們，同各地各民族的先民一樣，曾經歷了漫長的原始社會。從考古文化看，包括舊石器時代和新石器時代。在數十萬年間，湖南先民創造了豐富的舊石器文化，并于1萬年前左右率先發明人工種植稻谷，開始進入新石器時代原始農耕生活。
新石器時代
在新石器時代的數千年中，先民們以簡陋的生產工具，同大自然作頑強斗爭，艱難地開發三湘大地，創造和發展了原始文化與原始農耕文明，而在某些方面還領先于全國，為中華文化與中華文明的最初締造作出了貢獻。
夏商周
新石器時代末，大約五六千年前，中國經歷了“三皇”“五帝”的傳說時代。約公元前21世紀，大禹傳位于子啟，建立中國第一個世襲制的夏王朝。后在黃河中下游和中原地區，又先后建立商、周兩個王朝。公元前770年周平王東遷洛陽后，史稱東周，進入春秋戰國時代。
在夏、商、西周三代，湖南雖被《禹貢》列入中國“九州”之“荊州”，中原王朝也多次“南巡”“南征”，華夏炎黃族某些支系在不斷南遷，但湖南全境大體仍處“要服”與“荒服”之列，為“蠻夷”民族聚居之地。
在這1000多年間，湖南各土著族群，從新石器時代逐步過渡到青銅器時代，創造了具有地方和民族特色的青銅文化。同時商周青銅器大量流入湖南，湖南文化的某些因素也進入北方和中原地區，中原文化和湖南本土文化已開始了交流的進程。
春秋戰國
從西周末年和春秋時代開始，楚國興起于南方，湖南逐步歸入楚國的版圖，設置黔中郡及臨湘（長沙）、舞陽等縣邑，此外還有羅子國、糜子國等封君屬國，湖南開始有了正式的行政建置和行政管理體制。
在此后的數百年間，楚人融合部分當地土著居民成為了湖南境內的主體居民，楚文化在湖南獲得了很大的發展。偉大愛國詩人屈原在沅湘間創作的大量詩篇，長沙楚墓出土的珍稀楚帛書、帛畫等，均充分顯示了湖南楚文化的成就，對后來的湖湘文化乃至整個中華文化的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
△ 屈原畫像
同時，在中原文化和楚文化的影響下，湖南土著的“蠻”“濮”和“越”“巴”各族，開始了原始氏族社會解體和進入封建化的過程，各族原有的民族文化也獲得了新的發展，并與楚文化一道，共同構成秦漢后形成和發展起來的湖南古代文化之源。
秦漢
自秦始皇統一六國和秦、漢中央集權的封建帝國建立后，湖南各民族進入了祖國多民族的大家庭，三湘大地成為中國不可分割的與極為重要的組成部分。
秦在湖南置長沙、黔中、洞庭等郡及臨湘（長沙）、羅、武陵、益陽、湘南、郴、耒陽、零陵等縣。兩漢時，湖南分置長沙、武陵、桂陽、零陵四郡（國）。另有湘南江華、江永等部分地區，屬于蒼梧郡。
秦漢王朝，特別是兩漢，政治上開創和初步發展了國家大一統的局面，全國統一的漢民族得以形成和發展，社會經濟和思想文化空前繁榮，中國封建社會進入最初的發展和興盛時期，在中國歷史發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在秦漢400多年間，由于國家的統一，南北交流的加強，湖南封建經濟和文化同樣獲得顯著發展。馬王堆漢墓出土的數以千計的珍貴文物，充分反映了當時湖南和長沙地區經濟社會和文化發展的水平。
正是在此期間，湖南已“華夏化”的楚人，及部分原土著居民與南下的華夏族人逐步融合，形成了湖南的漢民族；同時楚文化和土著民族文化，與中原華夏文化及其他地域文化，相互吸收與融合，在湖南開始形成自有特色的古代湖湘地域文化。
以蔡倫、胡騰等為代表的湖南古代人才，初露頭角，以自己的聰明才智與文治武功，在中國歷史發展中作出了貢獻。而長沙國太傅賈誼，長沙太守張機，政績斐然的桂陽太守衛颯、茨充等，這批早期入湘的中原和外籍名人，又積極促進和影響了湖南經濟社會和文化的發展。
△ 賈誼畫像
三國魏晉南北朝
從220年至589年，中國經歷了三國、魏晉和南北朝時期。在這數百年間，國家大多處于分裂狀態，政局動蕩不安，戰亂頻仍，而北方和中原地區尤甚。但在國家和民族不斷動蕩、變遷中，周邊民族同中原民族、北方民族與南方諸族，相互間的接觸、交流與融合，卻得到進一步加強，以漢族為主體的中華民族日益發展壯大，經濟社會仍有新的發展，而文化科技方面的發展和成就更為突出。
在三國、魏晉和南北朝時期，最初魏、蜀、吳爭奪湖南四郡，又一度以資江為界，湖南東部屬吳，西部歸蜀漢，而后湖南全境均歸入孫吳。西晉曾短期統一。后湖南又依次歸于東晉和宋、齊、梁、陳諸王朝。這一時期，由于全國政治、經濟和文化重心的逐步南移和北方人口的南遷，湖南相對而言受戰禍兵燹較小，社會比較安定，因此湖南經濟得到進一步開發和發展，文化方面的發展和進步也較為突出。
如，在湖南古代歷史上產生了以桓階、劉巴、蔣琬、黃蓋等為代表的第一個人才群，出現了第一位史籍有載和作品傳世的詩人陰鏗，出現了湖南最早的具有樸素唯物論和辯證法觀點的哲學家羅含，還有一批在中國思想文化史上頗有影響的“玄學”家、史地學家。道教、佛教也正是在這一時期傳入湖南，深刻影響了湖湘古代文化的發展。
△ 黃蓋影視劇形象
隋唐五代
隋唐五代時期，雖歷經農民大起義、安史之亂、藩鎮割據以及五代十國的政權更替等，但李唐王朝所建立的全國統一的封建帝國，曾維持了近300年。由于長期政治統一，國勢強盛，經濟社會和文化獲得空前發展，特別是在盛唐時期，中國封建社會達到了高度繁榮的階段，創造了中國古代文化一段特別輝煌的歷史，對后世影響甚大，以至時至今日，海外仍多習稱中國人為“唐人”。
湖南同全國大多數地區一樣，在隋唐時代，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古代湖湘文化也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諸如歐陽詢、歐陽通父子“歐體”書法的創造，湘籍僧人懷素“狂草”的成就，由歐陽詢主纂的《藝文類聚》大型類書的問世，劉蛻、李群玉等人的詩詞創作，長沙銅官窯瓷器釉下彩技術的發明，佛、道二教在湖南所得到的弘揚和發展等，無不顯示出湖南文化在中國古代傳統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
毋庸諱言，與中原及東部地區比較，當時的湖南還存在差距，中原王朝仍視湖南為蠻荒瘴煙之地，故常常成為朝廷“罪臣”貶謫之所。
但也正因如此，王昌齡、元結、陽城、劉禹錫、柳宗元等都先后謫遷湖南各地為官；李白的“流放”地“夜郎”地處湘黔邊，他兩次歷游湖湘；韓愈貶連州，與湘南毗連，他一度逗留于湖南；杜甫晚年失意落魂，湖南成其最后的歸宿地。這樣一批中國歷史上最著名的大文豪以至“詩仙”“詩圣”，集聚湖湘，都與湖南結下了不解之緣，他們在當地的“興教”“化俗”及其詩文創作活動，對湖南文化的發展興盛和風尚傳統的演化、提高，均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這在我國其他文化區域是極為少見的。
△ 杜甫畫像
五代時期，馬殷入據湖南，以潭州（今長沙）為首都建立楚國。這是湖南境內歷史上唯一的以長沙為中心所建立的國家政權。在近60年間，馬楚政權大體起到了“保境安民”的作用，加之經濟方面采取了獎勵農桑、注重水利、加強“茶馬交易”等諸多措施，文化方面則組建“天策府”，廣收入才等，這促使湖南的經濟和文化在唐代的基礎上，能繼續有新的發展。
宋
北宋、南宋時期，是中國也是湖南古代文化發展的一個特別重要的時期。
宋王朝在中國歷史上雖然是相對弱勢的王朝，特別是北方有遼、金政權與之對峙，長期相互爭戰。但它繼“五代十國”分裂之后，重建了統一的中央集權政治，推行與民休息、勸課農桑等政策措施，還曾一度進行某些改革，這有利于經濟和文化的發展。
而在文化發展方面，還出現了一些繁榮的景象。如“宋詞”繼“唐詩”而興起，歐陽修、蘇東坡等一批詩文大家的涌現；二程、朱熹等名儒的出世，與“理學”的創立和傳播；留名后世的宋代“四大書院”，與書院教育的推廣發展等等，均可圈可點。
△ 朱熹畫像
在兩宋時代，湖南隨著各地經濟得到進一步開發，發展速度的加快，文化也呈現出前所未有的發展勢頭。湖南是宋代理學的最初策源地，其開山大師就是湖南道縣的周敦頤；繼之，胡安國、胡宏父子在湖南講學傳道，朱熹、張栻在湖南的“會講”和辦學興教，作為理學“南脈”的“湖湘學”開始興起；書院的發展，“四大書院”中長沙岳麓、衡陽石鼓即據其二。
△ 岳麓書院
在其他的文化領域，如文學、藝術、經學、史地學、宗教等，宋代湖南也均有足以稱道的成就和貢獻。此外，由于宋王朝“開梅山”、治理“南北江諸蠻”，對湖南原土著民族地區進行開發，這些土著民族所保持的民族文化，在宋代也開始引起關注。曾為官辰州（治所在今沅陵縣）的朱輔就其所見所聞，特撰寫《溪蠻叢笑》一書，第一次系統記述了沅水中上游古“五溪”地區的民族風土人情。
元
元代，入主中原王朝的蒙古貴族統治者，所奉行的民族歧視、民族壓迫，以及經濟掠奪政策，對全國和湖南地區社會經濟、政治和文化的發展，都產生了消極影響。
但為了維持和鞏固自己的統治，在元世祖忽必烈在位時和元朝前期，采取了一系列加強中央集取、建立行省和完善地方行政體制、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等政策措施，均有利于經濟社會的發展。
同時，元朝統治者并沒有完全排斥中國傳統文化，如對先朝的某些典章制度，對傳統儒學和佛、道二教，以及科舉選士等，基本上均加以繼承、利用，有的還有所發展完善。這對于中國古代文化的繼續發展還是有利的。
而元王朝統治地域空前的擴大，南北大一統局面的形成與東西各民族交流的加強，更對湖南和全國經濟和文化的發展起了積極作用。
在中國古代文化領域，“元曲”的產生和發展，堪與“唐詩”“宋詞”媲美：自然科學技術的發展，更是元代的一大貢獻；與佛、道二教繼續得到發展的同時，西方基督教和伊斯蘭教也開始在中國內地傳播，促進中國文化的發展更為多元化。
古代湖南文化在元代數十年間，也獲得了新的發展。宋代列為“四大書院”的岳麓書院和石鼓書院，得到恢復重建，再度興盛；在文學、史學方面湖南培養了一批優秀人才，如翰林學士、編修遼宋金三史的總裁官歐陽玄，即其中杰出代表；“工散曲”的馮子振則是中國南方少有的著名詞曲作家；曾世榮在中國傳統醫學方面的成就和貢獻也足以稱道。
△ 石鼓書院
明
明王朝繼承了元朝的大一統局面，延續了近300年的統治。長期相對穩定的政治環境，明前期所采取與實行的加強中央集權、完善行省和地方軍政體制、整頓吏治、獎勵墾荒、勸課農桑、興學重教等一系列政策措施，使中國封建社會的政治、經濟和文化，都獲得了新的發展。至明中后期，商品貨幣經濟空前發展起來，在東南地區某些手工行業甚至出現了資本主義的萌芽。
在文化領域，諸如各級官學和書院教育的大發展，取代宋“程朱理學”的“陽明學”（“心學”）的創立和傳播，《大明會典》、歷朝《實錄》和《大明一統志》等大型典籍的編纂，宋濂、王袆、方孝儒、李東陽等人的經史著述和古文詩詞成就等，在中國文化史上均占有重要地位。
△ 《大明會典》
元末明初的戰亂，曾造成湖南地區人口的大變遷。原漢唐以來的土著居民大量流失，江西、江浙等地人口大批遷入，史稱“江西填湖南”。這些外地移民的進入，對于湖南經濟的開發和文化多元化的發展影響甚大。近代學者譚其驤、林增平都曾注意到“湖南人”的性格和湖南文化中這種“移民”因素。
在明代，湖南人口和耕地面積都有較大增加，經濟發展，特別是農業和糧食生產獲得很大發展，以至在民間產生了“湖廣熟，天下足”的諺語。
文化領域，官學和書院教育較宋元更有發展，經過科舉進入仕途的人才較宋元大為增多；劉三吾、茹瑺、夏原吉、李東陽、楊一清等一大批人才登上歷史舞臺，他們不僅是明代官高位顯的政治人物，而且也都為湖南頗有成就的文學家、經史學者；湖南長沙等地和岳麓等書院，是明代大儒王陽明及王門弟子，傳播和弘揚“陽明學”的重要場所；明代《實錄》《會典》等典籍的編纂，都無不匯注了湘籍人士的大量心血。
進入明代后，道教趨于衰落，湖南與全國均如此，但佛教獲得繼續發展，伊斯蘭教也開始在湖南傳播。
由于土司制度的實施，特別是對“苗疆”的武力鎮壓和“邊墻”封鎖，湖南一些少數民族聚居地區的經濟文化發展受到消極影響。但在明代數百年間，隨著宋元以來土家、苗、侗、瑤等單一民族的形成和發展，湖南境內的這些民族的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也繼續得到傳承和發展。
清
由滿族貴族建立的清王朝取代明王朝后，中國的經濟社會和文化在明代逐步形成的那種發展勢頭，曾一度受阻。但在清代的前中期，清朝統治者還較有作為，特別是康熙、雍正和乾隆在位時，文治武功達到鼎盛時期，中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和封建經濟得到繼續獨立的發展。
文化發展方面，大規模的“文字獄”曾產生了消極的影響，但整體上看滿族統治者還是注重吸收和繼承中國傳統文化，推崇儒學，重視教育，所以中國古代文化又再次獲得新的發展，經歷了它最后的繁榮時期。
在李自成、張獻忠余部和南明勢力的反抗，以及吳三桂的叛亂相繼平定之后，湖南社會一直相對以較安定，經濟又有所發展，古代湖南文化也再次呈現某種興盛繁榮的的局面。
各級儒學和書院的增修、新建為數不少，各類義學的大量設置，尤其是雍正時湖南單獨設立行省與湖南、湖北鄉試分闈之后，學校教育和科舉業加速發展，湘籍進士、舉人大量增加。湖南的傳統經學和以“經世致用”為主旨的“湖湘學”，史地學、古文詩詞創作、書畫藝術，以及醫學等，在清前中期均得到了發展。王夫之的哲學、史學巨著主要都是在清前期完成的。
此后，李文炤、王文清、陳鵬年、羅典、黃本驥、陶澍等，湖南一批儒士名臣和漢學家、詩文作家、史地學者，還有畫家髡殘、醫學家周學霆等，在清前中期相繼著名于世，他們的學術成就和傳世作品，無不促進了湖南文化的發展，在中國文化史上作出了難能可貴的貢獻。
佛、道二教總體上已逐漸衰落，但南岳等地的名寺古剎和著名道觀，入清后依然香火興盛，出了一批高僧、名道，以及在佛、道學研究上作出成績的世俗“居士”。清前中期湖南新建的清真寺不少，伊斯蘭教獲得相當大的發展；外來的天主教和基督教在清前期開始傳入湖南。
在少數民族聚居地區，清王朝實行“改土歸流”，開拓“苗疆”，設置經制府、縣（廳），并普遍興教辦學，還實行某些優惠政策，土家、苗、侗、瑤等民族的文化也有顯著發展，同時習俗風化開始發生了某些新的變遷。
1840年，中英鴉片戰爭爆發。繼之，是中英法第二次鴉片戰爭、中法戰爭、中日甲午戰爭、“八國聯軍”入侵等。清政府與西方和日、俄列強，簽訂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割地賠款，喪權辱國。從此，中國獨立發展的道路被阻斷，一步步被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化，中國社會開始由古代進入近代的轉型時期。
在清后期的數十年間，大規模的太平天國革命最終被鎮壓，義和團運動以失敗告終，戊戌變法遭到扼殺，腐朽的清王朝的統治得以繼續維持，但內外交困，危機四伏，國家民族瀕臨危亡關頭；另一方面，資本主義列強經濟勢力和西方文化侵入，“洋務”和近代工業的興起，自給自足的封建經濟逐步解體，中國經濟社會和思想文化逐步向近代化的方向發展和演化。
由于地處中國內陸，湖南直接受列強侵略勢力影響和進入近代化進程的時間，較東南沿海地區為晚。但近代湖南的歷史發展卻很有特點，而最為突出的是湖南前所未有近代人才群體的涌現，他們直接影響了湖南乃至中國歷史的發展。
一方面，湘軍的勃興，以所謂“中興名臣”曾國藩、左宗棠、彭玉麟、胡林翼為代表的一大批湘軍將才登上歷史舞臺，他們位高權重，以“忠義”相標榜，這更加重了湖南的保守和守舊的傾向。而這批湘軍將才們，多出身儒士，精通經史，工于詩文，在經學、文學、教育等方面，都頗有成就和貢獻；有的還注重向西方學習，率先投身“洋務”。這對湖南近代經濟、文化和社會思潮的發展都產生了很大影響。
△ 曾國藩畫像
另一方面，湖湘學的經世思想傳統與近代思潮相結合，最先產生了力主維新變革、“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愛國思想家魏源，其后湖南涌現了譚嗣同、唐才常、陳天華、黃興、宋教仁等一大批維新變法志士和民主革命先行者。致使戊戌變法前后湖南走在維新變法的最前列，成為全國“最富有朝氣”的省之一。而以譚嗣同為首的“六君子”慘遭殺害，更促使陳天華、唐才常和黃興等湖南和中國革命志士毅然走上反清革命的道路。正是他們引領著湖南近代思想和文化發展的時代潮流。此外，王先謙、王闿運等，政治上雖趨于保守，但亦屬近代難得的人才，他們在傳統經學、漢學和史地學等學科領域均有突出成績。
△ 魏源畫像
宗教方面，清后期的湖南亦頗為人們關注。隨著與西方列強不平等條約的簽訂，西方傳教士紛紛來華傳教，進入湖南的傳教士日益增多，天主教、基督教勢力在湘迅速發展，加之部分傳教士和教會人員，仗勢欺人，為非作歹，導致教群矛盾激化，全國各地不斷發生反洋教和搗毀教會事件，史稱“教案”。湖南是發生教案較多的地區。湖南所發生的“教案”，特別是周漢的反洋教斗爭，在全國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
由于社會經濟與思想文化領域的近代化趨勢的發展，各地各民族人們的社會生活方式和習俗風尚受到沖擊和影響，也在較快地發生一些變遷與演化。這在清后期的湖南，同樣也較為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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