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岳麓書院與鳳凰網聯合主辦的首屆全球華人國學大典漸入佳境。8月17日下午，著名學者、岳麓書院院長朱漢民教授在長沙開壇論道，以“士大夫精神與中國文化”為題，歷數中國古代社會精英群體“士大夫”的典型代表及其精神內涵，痛批當代中國精英階層“不應該是精神營養不良的腐敗官僚、暴富商人、知識老板”，呼吁重塑時代的“士大夫精神”。
中國最需復興“士大夫精神”
8月17日下午三時，中國書院博物館多功能報告廳內人氣爆滿，作為國學大典的重要內容，岳麓書院講壇在此舉行第二場國學專題，主講嘉賓為中國思想文化史研究專家、岳麓書院院長朱漢民教授。來自省內外近兩百名觀眾將現場擠得水泄不通。
朱漢民開場就指出，當代中國已形成了一個對社會起主導作用的精英階層，包括社會政治、經濟管理、科技文化等領域，但當代精英出現了嚴重的精神缺失。從文化傳統、社會基礎、現實需求來看，中國更為需要復興“士大夫精神”。
“士大夫”的稱號是戰國以后才有的，兼具“學者”與“官僚”的雙重身份。朱漢民認為，與西方貴族不同，中國的“士大夫”不是靠先天血統入仕，而是憑知識、道德、才能，他們沒有經濟與政治特權，但擁有經史子集的豐富知識、琴棋書畫的高雅情趣、接人待物的彬彬有禮、衣食住行的優雅生活。作為社會精英，士大夫就是主流價值、社會秩序與生活時尚的最重要引領者。士大夫精神，在秦漢時期突出表現為“士志于道”，即堅守道德理想，不畏君威權貴。到魏晉時期，政治動蕩，人生無常，士大夫自我意識空前覺醒，“率性自由”成為精神主流。唐宋時期，中國政治社會結構發生巨大變化，士大夫的價值追求與人格理想也發生重大變化，“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圣賢氣象”，主導了宋明儒士們的精神世界。自明末清初到晚清民國，三百余年間士大夫精神突出表現為“圣賢”與“豪杰”合二為一，即在追求自我修為完美的同時，主動承擔起更大的社會責任，擁有更開拓、更經世、更強悍的豪杰精神。
毛澤東和曾國藩是“圣賢—豪杰”典型代表
朱漢民認為，以曾國藩為代表的湘軍將領就是一個追求“圣賢—豪杰”精神的士大夫群體，因為湘軍將領大多是儒生，受過良好的儒家文化教育，執著追求“圣賢之學”的；但是他們又普遍具有豪杰之氣質，并且表現出豪杰人格所特有的強悍性格、卓越能力與軍政功勛。曾國藩特別強調圣賢人格的“周知庶物”與“豪俠之質”，并要求家人、部下立志做“圣賢豪杰”：“人茍能自立志，則圣賢豪杰何事不可為？”這種混合型人格，也成為推翻君主專制的精神動力。維新運動、辛亥革命以來的許多志士仁人，均是這種“圣賢—豪杰”型人格的倡導者、實踐者。宋教仁說：“須極力提倡道德，凡古昔圣賢之學，英雄豪杰之行事，皆當取法之�！蹦贻p時“獨服曾國藩”的毛澤東，晚年稱自己是“馬克思加秦始皇”，其理想原型中處處皆是“圣賢—豪杰”。
自清末科舉制度廢除后，中國傳統的士大夫階層不復存在，但近代涌現的科學救國、教育救國、實業救國、軍事救國等思潮和運動，均與士大夫精神有關。在談到士大夫精神對當下的意義時，朱漢民說：“當代中國精英階層出現了嚴重的精神缺失，特別需要從中國古代的士大夫精神中吸取精神營養。當代中國精英才不應該是精神營養不良的腐敗官僚、暴富商人、知識老板。他們最需要的不會是貴族精神，恰恰是作為中國傳統文化支撐的士大夫精神，即承擔社會責任的精神、追求人格自由和自尊的精神、既執著又超脫的精神、既追求理想又關懷現實的精神�！�
兩小時的精彩講座，引起觀眾的強烈共鳴。據悉，本月下旬至九月底，岳麓書院講壇還將舉辦四場，約請葛兆光、楊天石等重量級的學者來長開講。9月26至29日，包括國樂節、祭孔大典、國學獎頒獎禮在內的終極盛會“全球華人國學大典”，將在岳麓書院舉行，屆時海內外大儒云集長沙，共同揭曉國學三大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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