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3年前的今天，1918年4月14日，被譽為“建黨先聲”的新民學會在長沙成立。青年毛澤東在創辦新民學會時，數次談到長沙時務學堂：“湖南之有學校，應推原戊戌春季的時務學堂。時務以短促的壽命，卻養成了若干勇敢有為的青年”
兩個小院和中國百年復興
溁灣鎮劉家臺子這處農家小院，曾經孕育并呵護著新民學會這個激昂的革命團體。均為周蓉 攝
如今安寧樸實的小院，在124年前卻是熱血澎湃的所在。
申芙蓉 徐志頻
在長沙，隔著湘江，一東一西，有兩個不起眼的院子。
然而，正是這兩個小院，卻匯聚過中國近代一流的人才，播下了辛亥革命和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火種，拉開了中國百年復興的風云大幕。
河東 三貴街29號
河東，中山西路，清泉閣包子鋪斜對面，紅門灰墻，大門頂上有周谷城1988年題寫的“天倪廬”門牌。
這是一處只有一畝見方的小院，東向面街的廂房是灰色的，其他房屋都是磚紅色的。正對大門的是“天倪堂”，大門與“天倪堂”之間的北側是主屋，主屋的后面是文夕大火時幸存的舊宅 “文夕樓”。在小院的正北墻上，有梁啟超手書的“時務學堂故址”的石拓片。
“這是時務學堂的一部分舊址�！毙≡汗芾砣藛T劉力女士告訴我們。時務學堂故址曾是一套五進二層宅第，原主人是清朝重臣劉權之，光緒年間轉手為益陽人周桂午(歷史學家周谷城的族祖父)所有。時務學堂停辦后，校址原主人將宅第租給湘潭人言某，辦起了“泰豫旅館”， “文夕大火”中基本被毀。
1945年抗戰勝利后，畢業于湖南大學的愛國人士陳云章先生，為了能讓人們有個地方追憶時務學堂，便買下了這一部分舊址——當時的三貴街17號(即今29號)。這個小院后來便成了陳云章的私宅，因其父親字“天倪”，而改為“天倪廬”。至今，陳云章先生的兒子還居住在這里，東向的灰色廂房已被他們自費改造成“時務學堂展覽館”，供人參觀。
如果不是專程來訪，這個小院會與我們擦肩而過。但是立在小院中，在盛春綻放的泡桐花下，歷史的場景呼嘯而來。
時務學堂 辦學不到一年，卻足以影響整個中國近代史
1897年11月14日 ，梁啟超、李維格等人頂著凜冽西風，在湖湘官員、士紳的夾道歡迎中抵達長沙城。
他們的到來，與其說標志著時務學堂開學在即，不如說一場關于革故鼎新的教育及思想革命即將開啟。
讓我們再將歷史往前推三年，1894年，中日甲午海戰，湘軍末代統帥劉坤一在牛莊慘敗，湖南人從“湘軍神話”中猛然驚醒過來。
于是，一場起于湘而波動于京的維新運動開始了。
先是1895年8月，譚嗣同、唐才常在湖南瀏陽創立算學社，改革書院教育，開湖南維新先河。
接著1895年9月，新任湖南巡撫陳寶箴上任，他認為湖南是湘軍故鄉，士子“果敢負氣”，如果發動起來，為全國樹立榜樣，可以“營一隅為天下倡”。 1896年冬，熊希齡、蔣德鈞等湖南士紳會商設立寶善成制造公司，提出在公司內設一所工藝學堂。這一提議得到湘撫陳寶箴的贊同，并親自命名為時務學堂。
本著培養一批新銳、果敢的青年精英來挽救衰頹大清的初衷，陳寶箴起用熊希齡擔任時務學堂首任校長。辦學方向十分明確：學校宗旨為“報國、御侮、創新”;培養人才的目標是“學通中外，體用兼賅”。
1897年1月，學校獲批成立。9月17日，陳寶箴在《湘學新報》上發出《時務學堂招考示》啟動招生。9月24日，時務學堂舉行第一期入學考試。11月，作為總教習兼中文總教習的梁啟超與英文總教習李維格，率領韓文舉、葉覺邁、王史等眾教習來到長沙。維新先驅譚嗣同、革命志士唐才常也參與進來，在學堂擔任教習。
11月29日時務學堂開學，它是中國最早的公立現代大學，比中國近現代第一所國立綜合性大學——京師大學堂(北京大學前身)還要早近一年。
時年24歲的梁啟超起草的《湖南時務學堂公啟》，通過報紙向社會公布，點明了開辦時務學堂的意義：“吾湘變，則吾中國變;吾湘立，則中國存。用可用之士氣，開未開之民智，其以視今日之日本寧有讓焉!”這個公啟，在湖南人乃至整個中國的民眾心中種下了變法圖新的種子。
于是，一個完全不一樣的學堂呈現在世人面前。
因致力于培養能蕩滌舊習、刷新時代氣象的大格局之才，時務學堂嚴把生源入口關，首批招生條件十分嚴苛：限14歲至20歲，從4000名報考者中錄取40人，7個月后，又淘汰到27人。據湖南大學官網資料統計，湖南時務學堂先后進行過五次招生考試，合計初選各類學生264人次，正式錄取中文內課生81人、中文外課生24人、其他各類學生共計25人。
1898年下半年，因戊戌政變牽累，時務學堂停辦。
從開學到停辦，時務學堂辦學不到一年的時間。但就是在這短短的時間里，湖南一躍成為中國維新運動的前沿，成為“最富有朝氣的一省”。
時務學堂匯聚了中國一大批維新精英分子，有皮錫瑞、歐陽中鵠、朱昌琳等熱心地方事務的士紳名宿，有巡撫陳寶箴、鹽法道黃遵憲、學政江標和徐仁鑄等有志官紳，更造就了一批時代驕子。在其后近20年中華民族幾次重大的前途抉擇關口，時務學堂的師生們挺身而出，舍生取義，沖到風尖浪口，去引領、推動時代的發展大潮。中國近代歷史中，閃耀著他們的名字：戊戌變法領袖梁啟超、譚嗣同;中華民國總理，制定中華民國第一部憲法，創立中國紅十字會的熊希齡; 領導自立軍起義、將中國革命轉向武裝推翻清政府的唐才常;領導和組織護國運動、推翻了復辟帝制的袁世凱的蔡鍔;北洋政府教育總長，先后參與籌辦清華學堂(清華大學前身)、南開大學，為北京師范大學首任校長的范源濂;曾任湖南高等實業學堂(今中南大學前身)監督、湖南大學校長，參與籌辦湘雅醫院和醫學專門學校(今中南大學湘雅醫學院)的曹典球……
河西 溁灣鎮新民路周家巷
河西，溁灣鎮新民路周家巷(原劉家臺子)，離湘江近百米的地方，有一麻石牌坊，牌坊的北側有一處黑瓦白墻的湖南鄉村民舍。竹籬與槽門漸次掩映在參天大樹和比大樹更聳立的高樓之間，槽門上寫著“溈癡奇廬”四個大字。
這里，就是新民學會成立舊址暨蔡和森故居。今天的人們走進周家巷，都能看到巷口牌樓上出自蔡暢的題詞：“新民學會建黨先聲，毛蔡寄廬流芳千古�！�
1917年至1920年，蔡和森為了在長沙求學，將全家從雙峰遷往長沙，他的母親葛健豪、妹妹蔡暢、姐姐蔡慶熙和外甥女劉昂一起租住于此。舊址原為一寧鄉籍人的守墓房，這里四周都是墳墓，當時地處荒涼，房租十分便宜。原址于1938年毀于文夕大火。
湖南省人民政府于1983年將新民學會舊址公布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其后撥款將舊址按原貌修復，同時保存了當年的墳墓。1985年鄧小平、陳云同志分別為新民學會題詞“蔡和森故居”“新民學會成立會舊址”;2005年，長沙市人民政府再次投入資金，全面維修了新民學會紀念館，擴建了陳列室，更新了陳列展覽。
如今這個小院靜靜地隱在江畔，只有人們進入其中，一點點閱覽其中的文物及文字，才會在這份安寧中，感受到“于無聲處聽驚雷”般的震撼，生發一種““自信人生二百年,會當水擊三千里”的豪情。
新民學會 一群青年的夢想，“改造中國與世界”而為“建黨先聲”
1918年4月14日，103年前的今天，毛澤東、蔡和森、蕭子升、陳書農、鄒鼎丞、蕭子暲、羅章龍、張昆弟、陳贊周、周曉三、葉兆禎、何叔衡、鄒蘊真、陳昌等湖南第一師范學生為主的10多位熱血青年，也是在這樣的春日煙雨中，聚集到了這個院子，成立了一個青春的組織—— “新民學會”。
新民學會取“大學之道在新民……日日新，又日新”之義，起初以“革新學術，砥礪品行，改良人心風俗”為宗旨，學會成立時規定，會員必須遵守“一不虛偽，二不懶惰，三不浪費，四不賭博，五不狎妓”五條紀律，會員入會須滿足“勤奮、誠懇、奮斗、服從真理”四個條件，會員必須具備“潛在切實、不務虛榮、不出風頭”三大作風。
同年八月，會員增至二十余人。到1920年，新民學會總人數有70多人，成為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前，中國最具生機與活力的政治團體。
在不到三年的時間里，這個充滿夢想與火熱激情的團體，從理論到實踐都進行了大膽的探索。在理論上，蔡和森第一個提出了“明目張膽正式成立一個中國共產黨”的想法，并且要求按照列寧建黨的組織原則、方法和步驟建立中國的無產階級政黨。毛澤東也旗幟鮮明地提出：“唯物史觀是吾黨哲學的根據�！痹趯嵺`上，辦成了五件大事：一是成功組織、發起了長沙的“五四”運動;二是1919年11月至次年6月，毛澤東率團進京請愿，成功地驅逐軍閥張敬堯;三是1920年9月至12月，新民學會會員在湖南首倡“湘省自治”運動實踐;四是組織湖南青年前往法國勤工儉學，這對中國日后的革命和建設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五是創辦《湘江評論》和文化書社，極大地推動了中國民主革命的發展進程。
1920年秋冬之際，毛澤東、何叔衡等在長沙，以新民學會骨干為核心秘密組建共產黨早期組織。1921年1月1日至3日，毛澤東、何叔衡等人邀集在長沙的新民學會會員開新年大會，會議連續開了三天，最終將新民學會的宗旨明確為“改造中國與世界” 。
于是，一個以修身為初衷的青年團體，終于成長為力圖治國平天下的政治團體。而“改造積貧積弱的舊中國，建設一個強大的新中國”這一夢想，已經成為火種，從那個小院點燃，星星點點地蔓延開去……
中國共產黨剛成立時，全國黨員總數58名，湖南黨員近20名，占三分之一，而其中大多數為新民學會會員。新民學會會員中有近30人先后加入共產黨，“其中許多人后來都成了中國共產主義和中國革命史上的有名人物”(埃德加·斯諾：《紅星照耀中國》)，先后擔任中共中央委員的就有十幾位，包括毛澤東、蔡和森、向警予、李維漢、羅章龍、易禮容、蔡暢、謝覺哉等。新民學會后期創辦的俄羅斯研究會還輸送了一批青年到蘇俄去學習，這其中就有劉少奇、任弼時、蕭勁光、羅亦農等，他們也為中國革命作出了重要貢獻。
新民學會不僅為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培養了一大批人才，更系統地提出了建黨理論及中國共產黨名稱，并創辦《湘江評論》《通俗報》《湘潮》周刊等進步刊物。不少進步青年就是在《湘江評論》的直接影響下開始覺悟的。新民學會對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和發展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其重學習、重宣傳、重交流、重作風建設的特質，更是成為了中國共產黨日后組織建設的靈魂所在，被譽為“建黨先聲”。
從時務學堂到新民學會
1897年，以維新圖強“營一隅為天下倡”為目的成立的時務學堂， 1918年為“革新學術，砥礪品行，改良人心風俗”成立的新民學會，一個由上而下，牽動著從開明官員、進步士紳到青年學子各個階層，是一個辦學實體;一個由下而上，由一群來自最底層的青年學生自發成立的政治團體。從表面上看，時間跨度20年，不僅隔了一代人，更是似乎沒有多大交集。然而，當我們剝開時光的纖塵，便會發現，從時務學堂到新民學會，其精神、其情懷、其作風多有一脈相承。
時務學堂雖只存在一年，卻全面變革了湖南乃至中國的教育理念與教育格局，構造了中國現代大學的雛形，其體現在四個方面。
其一，教學內容不再嚴格框定在延續了1300多年的儒學義理、經史子集范圍，大量融入西學東漸之際的科學、技術，并將英文納入教學課程。
其二，培養學生的目的，不再延續科舉取士的傳統，學子出路不在入仕做官，而純粹為了增加技術專業知識，獲得安身立命的技能，引領中國開科學技術發展的新風氣。
其三，教學的形式，既不再因襲私塾教育師生點對點傳授，也不采用傳統書院教育由一位老師在臺上講經，臺下數百名學生傾聽的大而全的講座形式，而采用現代“分班制”，根據學員興趣、特長，分成小班，因材施教，并實行了記分考核制。
其四，師生的關系，不再是嚴格的上下等級，授與受、買與賣的對立和平行關系，而是互相探討、共同進步的緊密交流關系。時務學堂設有公開的演講機關——“南學會”，出版日報《湘報》和學術雜志《湘學報》，師生都可在此演講討論，發表個人觀點。因此，梁啟超在1922年回憶時說：“回想我在湖南時的時務學堂，以形式與知識而論，遠不如現在的學校。但師弟同學問精神結合聯成一氣，可以養成領袖人才，卻比現在的學校強多了�！�
時務學堂停辦后，1899年2月，改名求實書院;1902年3月，求實書院改制為省城大學堂;1903年2月，省城大學堂正名為湖南高等學堂;1903年11月，并入岳麓書院，組建成新的湖南高等學堂;1912年，湖南高等學堂改名為湖南高等師范學校;1917年，湖南高等師范學校改為湖南公立工業專門學校;1926年，湖南工專、法專、商專合并，正式定名為湖南大學。
時務學堂的辦學模式、教學方法因此沿襲下來，并全面影響著湖南此后成立的各類新式大學和中學中專，包括創辦于1161年的長沙城南書院、1903年始立為湖南師范館、后更名為的“湖南第一師范”的這所培養了毛澤東、何叔衡、蔡和森、李維漢、任弼時、張國基等一批國家棟梁，涌現了段德昌、劉疇西、袁國平、郭亮、羅學瓚、方維夏等280余名革命烈士的偉大學校。
時務學堂對一師的影響，不僅是教育方式與格局，更重要的是師承。
湖南師范館的第一任校長即館長，為王學謙，其人也是時務學堂最初的創辦者之一，雖不贊同梁啟超他們的過激主張，但亦是湖南維新圖強的重要人物之一。1903年12月湖南師范館更名為湖南全省師范學堂，其監督劉棣蔚，與時務學堂校長熊希齡相交甚深，曾于1917年9月在熊創辦的北京香山慈幼院擔任基金監經理。劉棣蔚的繼任戴展誠，其哥哥戴德誠，曾主辦《湘報》館，是南學會坐辦。其后，對一師有重大影響的校長譚延闿，他與時務學堂支持者陳三立、教習譚嗣同并稱當時“湖湘三公子”，與時務學堂有著密切的交往。而毛澤東的恩師楊昌濟，曾在時務學堂的南學會多次聽講，會刊中存有楊昌濟的提問及回答。與楊昌濟同在一師任教的楊樹達，更是時務學堂的佼佼者。這些與時務學堂關聯密切的教育者先后管理和任教一師，培育了一師這塊革命的土壤，才有了新民學會的主創者，能夠在這里學習成長并生發出別樣的人生夢想。
時務學堂的精神通過文字，穿越歲月成為新民學會的力量。時務學堂的英才，更是用自己的行動，成為新民學會的榜樣。
作為新民學會發起人，毛澤東第一次系統讀到梁啟超作品，在16歲那年。其時，他還在湘鄉縣立東山高等小學堂就讀。毛澤東自述：“我正在讀我表兄送給我的兩本關于康有為改革運動的書。一本是梁啟超編的《新民叢報》。這兩本書我讀而又讀，一直到我能夠背誦出來�！� 1913年至1918年，毛澤東就讀湖南第一師范學校，5年間他不間斷地閱讀梁啟超主編的報刊，奉梁為“文章楷�！�。甚至有學者稱，新民學會一名，可能是毛澤東受到梁啟超《新民叢報》的啟發而取的。
1922年梁啟超在回憶時務學堂時提到：“有一個發狂的舉動，就是想運動湖南獨立……旅順、大連、臺灣都被洋人強奪去了，北京不守，清帝蒙塵，湖南須獨立建都，作為留種之地�！�
1920年9月至12月，新民學會會員在湖南首倡“湘省自治”運動實踐，則正是把這一“發狂”想法落到了實處。
時務學堂興辦南學會用以探討演講，創辦《湘報》《湘學報》用以宣傳及推廣思想交流及辦學成果。這樣的組織及宣傳方式，在新民學會之中得以發揚光大，《湘江評論》犀利的文風、明確的觀點，與《湘報》有著異曲同工之妙。
拋開這些有據可查的點點滴滴，在時隔20年之間，長沙一東一西兩個小院所承載的歷史大任、所激發的熱血情懷，有一根看不見的主線串聯著，那就是在湖南人的內在，有一種精神，那就是“義與勇”。
義為大義，從“營一隅為天下倡”到“改造中國與世界”，這里一脈相承的心系國之危難，心想國之昌盛，這是熱血的源頭，是激情的基點，是夢想的發端。勇為大勇，是舍身取大義，從譚嗣同的慷慨就義到上百萬湖南民眾前赴后繼斗爭在新民主主義革命中，數十萬革命志士流血犧牲，有名有姓的現被政府追認為烈士的就有15萬人之多，都因為他們有著向死而生的大無畏的精神。
在四月的微雨中，我行走在這兩個小院中，內心百感交集。
一群湖南人，半部近代史。
我們長沙人，在一而再，再而三地感嘆作為“最具幸福感城市”的居民而自豪的時候，應當到這些小院里走走，就會明白，曾經有這樣一群湖南人，他們的夢想就是全中國人過上幸福生活，并且浴血以求，從而推動了百年間中國波瀾壯闊的社會發展，才有了如今中國人的安穩與幸福，這才是湖南人最值得驕傲的所在。
當外地的人們，被文和友、茶顏悅色所吸引，流連于湘江兩岸時，希望他們也能在這些小院停留片刻，這樣，他們就會明白，長沙的魅力所在，不僅僅是那些有形的物質的東西，更是在這些小院中曾經激蕩著的情懷與夢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