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人創造了中國近代史的輝煌,近代杰出的湘人星光閃耀。究其原因,一是時勢造英雄。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在湖南風云際會,太平軍打湖南,湘軍集團崛起,洋務運動,戊戌湖南新政,辛亥革命,新民主主義革命星火燎原,革命大潮卷起千堆雪,造成大浪淘沙的千古奇觀;二是文化育英才。湖湘文化就像湘江,世代湘人傾注心血、涓涓細流,匯成湘人共同的價值追求、共同的哲學思考、共同的人文關懷和共同的脾氣品質,構成了湘魂。湖湘文化滋養的學術和湘人的血性使湖南士子做好了迎接暴風雨的準備,一旦國家危亡、人民蒙難,他們成群結隊地走向救亡圖存的前列,演出威武雄壯的活劇,他們不僅英勇無畏,而且成仁成功。 中國的其他省份同樣處于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之中,為什么獨獨湖南人如此輝煌如此耀眼?湘人的成功之道是什么?湘人的成功之道存在于成功湘人的思想和事功之中。有許多湘人是成功的,或思想流傳,或青史留名,或建功立業,如魏源、左宗棠、譚嗣同、陳天華、黃興、蔡鍔等等,近代湘人成功者最大的兩個代表人物是曾國藩和毛澤東。他們的成功之處在于他們不僅說得好而且做得好,他們不僅是理論家和知識分子,而且是成功的實踐者和政治家。 曾國藩在湖湘文化發展上是個關鍵人物。在他之前湖南有屈原、賈誼、周敦頤、朱熹、王陽明、王船山等等,這些湖湘文化的思想巨匠都沒有機會把自己的理論放到實踐中檢驗,沒有機會實現自己的宏圖大志。曾國藩是湖湘文化的第一個大的實踐者,而且是成功的實踐者。一是他面對治國治軍治家的實際問題,力圖把湖湘先賢的理念和思想付諸實用,由知到行,驗證了湖湘文化的真理性與價值性,他實現了湖湘文化由理論到實踐的巨大轉變。二是把道德修煉置于政治實踐之中,在做事中做人,知行合一于行,把經世致用做出了典范。他在艱難歷練中完成了修齊治平,實現了內圣外王,他既是“圣賢”又是英雄。他把道義追求和務實品格統一起來,在幾百年學界浮華文風和官場空談惡習中標新立異。實現了讀書人由知行分離到知行合一的轉變。三是他在文化實踐中,捍衛古老文明,弘揚傳統文化,傳播湖湘文化。他辦團練、締造湘軍,不僅僅是為了保境安民、建功立業、挽救大清,而且衛道保教,有文化選擇和精神擔當。他創造了中國第一支既能實戰、能打勝仗,又有主義、有文化的軍隊。他和他的湘軍將領,在各省任督撫期間都積極搶救古籍、興辦教育,成為文化衛道士。四是曾國藩把古老深厚的學理與民族危亡實際聯系起來,以實事求是、趨時更化的態度,發動了影響深遠的洋務運動,開辟師夷長技之先河。曾國藩的成功使他的思想和作風深深影響了晚清及近代的文化人和政治家,包括蔣介石和毛澤東這兩個對中國近現代史影響最大的人,把湖湘文化推向了全國。 毛澤東在思想和實踐上遠遠超越了曾國藩。他不僅創立了新的思想,而且創立了新的國家,既是偉大導師,又是偉大領袖。在諸多思想中,毛澤東思想為什么取勝?星云般的杰出人物中,毛澤東為什么能贏?毛澤東的超越在哪里?湖湘文化的熏陶是十分重要的因素。第一、他受到湖湘文化的影響是在他世界觀的形成時期,為他的人生事業奠定了基礎。毛澤東從18歲(1911年)來到長沙求學,到34歲(1927年)秋收起義上井岡山,大部分時間呆在長沙,從他的讀書筆記《講堂錄》的內容看,求學階段大部分讀的是湖南先賢的書。這種影響涉及他的人生觀、價值觀和世界觀;第二、他受到的影響是哲學影響。湖湘文化從宋朝周敦頤開始,都是在講哲學,講大本大源,講天道人道,講安身立命,正如黛玉跟寶釵講到《南華經》時所言,這種東西移人心性。毛澤東年輕時讀了王陽明之后,寫的作業《心之力》,他的老師楊昌濟給了他滿分。主觀意志的強大,影響了他一生。他讀王船山,終生受益。在延安還請在長沙的徐特立幫他搞缺的幾本《船山遺書》,寫《實踐論》要用。湖湘哲學思想為毛澤東哲學思想打下了底色;第三、那時候的中國大氣候和湖南的小氣候都是激越噴張的,咸同年間湘軍平定洪楊激發了湖南人的驕傲,甲午戰爭湘軍兵敗遼東讓湖南人感到奇恥大辱。瓜分豆剖、虎視鷹瞵,亡國滅種,寇深禍亟,湖湘青年學子營造了愛國激進主義的大本營,《恰同學少年》說的就是這一段。先賢、老師、同學,國家、社會、民眾,三湘四水激蕩沸騰,毛澤東深受這個大氣場影響。所以毛澤東是以一個湖南青年的身份,湖湘學子的身份,湖湘文化的繼承者、實踐者和傳播者的身份進入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大歷史的。 毛澤東在思想上追求大本大源,在行動上立志改造中國與世界,深得湖湘文化之道。湘人為學追求根本,上下求索、天人合一。從屈賈開始,一直到柳宗元、劉禹錫、韓愈、李白、杜甫、范仲淹、蘇東坡,湖湘大上地士子先憂后樂,悲天憫人,有一種重視原道和終極關懷的精神。周敦頤把這種精神上升為理論,被譽為“得圣賢不傳之學”的理學開山。弟子程顥、程頤繼承和完善了他的思想。后來經過朱熹的進一步發展,成為中國的正統思想。這些都與湖湘之地、湖湘之人、湖湘之學連在一起,讓湘學與中華儒學在同一個層次發展和變遷;近代中華文化的轉變,義理之學變成實用之學,實事求是之學,關乎湘人湘學,使湘學成了有全國意義的文化現象。王船山以后湘學的思想資源極大地影響了近代中國的人文和歷史。 毛澤東民本思想深厚,把為人民服務定位中國共產黨的宗旨,深受湖湘文化影響。湘人心懷天下、心系天下、心憂天下,他引用左宗棠的“心憂天下”定位新民學會的宗旨。湘人的天下責任感貫穿始終。天道即人道,周敦頤說“無極而太極”,他模仿“太極”建立“人極”!叭藰O”即“誠”,“誠”是“純粹至善”的“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是道德的最高境界!稅凵徴f》的“出污泥而不染”就是這種境界,王船山“六經責我開生面,七尺從天乞活埋”,譚嗣同“去留肝膽兩昆侖”,曾國藩的“花未全開月未圓”的“求闕”處世之道,黃興、蔡鍔、宋教仁、胡耀邦等人的氣節操守,詮釋了湘學湘人重自律、重操守、重氣節的品質。郭嵩燾稱贊周敦頤、王船山兩位湖湘學人:“攬道學之始終,亙湖湘而有光”。 毛澤東思想是革命變革、運動斗爭的哲學。湖湘思想在嬗變中更新進步。屈原是求變的,周敦頤是求變的,王船山也是求變的,他們都深受《周易》的影響,讀“易”思變,趨時更化。北宋末年南宋初年,由胡安國首開先聲,其子胡宏獨創新論,弟子張栻繼承其說,而形成湖湘學派,也是求變的。黃宗羲認為“中興諸儒所造,莫出五峰之上,其所作《知言》,東萊以為過于《正蒙》,卒開湖湘之學統!薄墩伞肥菑堓d的名篇,而胡宏的《知言》超過了它,超越的是變革經世的思想。王船山傳承的同樣是義理之學,但是他改變了宋明理學。歷史上當其它地方在傳承的時候,湖湘學者往往在求變。魏源師夷長技以制夷,就是求變。曾國藩是衛道士,但是他發起了洋務運動。在道和器、知和行、體和用一系列問題上,湘人往往獨樹一幟。湘學是在變革中超越其他學問的。這種變革思想孕育出近代湘人中的大批改革家和革命家。 毛澤東崇尚實事求是,強調理論聯系實際。湖湘文化重理性的同時,重感性,重現實,追求知行合一。胡宏認為,人非生而知之,知是后天得到的,是通過客觀事物的接觸和了解得來的。接觸和了解客觀事物必須用耳目等感覺器官。在名實問題上,胡宏肯定有實而后有名。從王船山開始,湘學求實、重實、重器、重行的精神的特色一發鮮明。從知行統一于“禮”的儒學,知行統一于“理”的理學,知行統一心的王陽明的“心學”,到知行統一于“行”的船山學,千年湘學使中國哲學為之一變,經世致用、知行合一、實事求是,成為近代中國救亡圖存,革故鼎新的銳利武器。湘人毛澤東寫出《實踐論》這樣論述知行關系的佳作,絕非偶然。 毛澤東的成功在于他的理論順應歷史潮流,代表人民意愿,也在于他有正確的方法論和戰略思想。毛澤東思想的精髓,三個活的靈魂,“實事求是、群眾路線、獨立自主”,與湖湘文化深刻有機聯系在一起。不僅是中國革命勝利的秘訣和法寶,也是發展經濟發展企業的秘訣和法寶。湘商十年之路證明,湘商的崛起、企業的發展既需要物質資源也需要精神資源。物質的資源、資本的力量,比較容易看清楚,文化資源、精神資源的巨大作用開始往往被忽視。企業家和企業,常常是在經磨歷劫之后才覺悟。優秀的企業家,應該從曾國藩和毛澤東等湘人的成功之道中悟出點什么,湘商中應該涌現一大批曾國藩、毛澤東式的成功人物,那時候湖南和中國的發展定會面貌一新。王船山是農耕時代湘湖湘文化總結者,曾國藩是湖湘文化的實踐者,毛澤東是中國走向獨立和解放時代的湖湘文化的繼承人和弘揚者,在改革開放的新時期,湖湘文化需要繼承也需要轉型,市場經濟和全球化時代,湖湘文化如何變革?湘商是新時代思想解放的尖兵,是新思想新文明的代表,用湘魂武裝湘商,由湘商再鑄湘魂,是時代的使命。 (20130916) |